·“很多解决问题的动力是从偶然事件中迸发出来的。如果政策制定者没有勇气和担当，改革是走不下去的。”
·“中国30年前没有多少普惠性的服务，市场没形成，消费者不存在，买维他命跟买肿瘤药是在同一个法规框架下面。上世纪90年代出现医保，出现了药品消费市场，最重要的是出现了创新，这对一个民族是非常重要的。”
医疗关乎人的基本权利，医疗产业的发展保障人的福祉。在起步晚、资金少、设备和技术积累薄弱、市场不规范、法律法规不完善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医疗产业发展往往经历了艰难的过程。这其中经济发展与市场规范的博弈、外部环境的变动和内部政策的应对等张力所形成的动力，将不同国家推向各自独特的产业发展路径。
中国的医疗产业自1978年改革开放才开始发展。1980年，第一家中外合资药企——中国大冢制药诞生，拉开外资药企进入中国的序幕。本地药企开始大量学习国外技术，并开始生产仿制药品。2011年，贝达药业推出小分子靶向抗癌药埃克替尼，其疗效首次超过原研药厄洛替尼。随后，龙头仿制药企纷纷转型做创新，原研药频出。2018年以来，随着AI技术的发展，更是涌现出数千家创新药企。
这些发展背后有哪些政策、环境和市场的变化？如今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医疗产业又将如何应对？未来的机遇又有哪些？2023年10月19日，激荡三十年——医疗行业领导者峰会在中欧国际商学院举行。会议邀请了数名亲历医疗行业三十年发展的政府顾问与行业领袖，共同分享对上述问题的体验和看法。
从无到有，从混乱走向有序
“中国现在讲医药的创新，包括我们的改革走到今天，其实是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对于中国医疗行业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会长宋瑞霖讲述道。他曾长期在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从事卫生与药物政策、法律研究，并负责卫生医药领域的法律法规起草和审查工作，参与过数个里程碑式的医疗法律法规起草。宋瑞霖所说的思想解放，是指在医药行业发展的过程中市场逐渐成长为规范市场所带来的长期利益，以及在外部压力下进行体制改革的过程。
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推出，将部分药品审批权授予地方。彼时药品审批以行政审批为主，技术审批少，监管的效率和质量都很低。加上刚刚改革开放不久，市场经济丛林式发展，地方往往将医药看成发展经济的手段，而不以临床需求为目标。“上世纪90年代常说‘要想当县长，就得办药厂’，想要挣钱，‘除了劫道就是开药’，整个市场处于一片混乱，假冒伪劣药品屡禁不止。”宋瑞霖说道，“这个法律体系由地方进行监管，导致中央领导组监管的社会成本非常巨大。”
从1990年开始，国务院下达数个批文，要求整顿医药市场，然而在地方仍握有药品审批权的情况下，效果并不显著。1998年，国家药物监督管理局成立。终于在2001年，《药品管理法》中正式取消地方标准，1631个化学地方标准升为国家标准。该版法律还强制推行GMP标准，提高了药物生产的门槛，逐步淘汰了一批落后的中小企业。
除了审批和监管制度改革之外，中国还对医药专利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不断修改。而这个过程的开端，宋瑞霖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外资企业倒逼的结果。”随着外资涌入医疗行业，1991年11月，美国以我国知识产权立法不完备为由首次启动“301调查”，将我国列为可能进行关税制裁的“重点国家”。为避免贸易战，中美两国于1992年签订了《中美政府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谅解备忘录》，并修改了《专利法》，规定保护自1986年至1993年间获得独占权并尚未在中国销售的美国药品专利，并予以7.5年的行政保护期。“这是中国唯一的一个法溯既往的法律，是我们咽下的一剂‘苦药’。”宋瑞霖讲道。客观上，这次事件增加了知识产权立法的深度和广度。在此轮《专利法》修改之前，我国药品并不受专利法保护。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与世界经济全面接轨。同年，《药品管理法》得到第一次系统修改，强化了对专利权的保护力度以适应加入WTO的需要，外企自此进入飞速发展时期。之后的十年间，8000多家本土药企瓜分了国内60%-70%的市场，不超过70家外资企业占据了剩余份额。提升本土企业竞争力和质量成了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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